文登·瑟夫（Vinton Cerf）是了不起的科学家，图灵奖的得主，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得主，Google的全球副总裁，但所有这些头衔加在一起，都及不上“互联网之父”来得荣耀。可是，每当有人以“互联网之父”相称时，他总是很认真纠正:“互联网有很多个爸爸，我只是其中之一。最早提出‘超文本’概念的泰德·纳尔逊，和我一起开发TCP/IP协议的罗伯特·卡恩，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·伯纳·李……”

谦虚也好，狡黠也好，互联网每一步关键的进化背后，的确都站着一两位聪明绝顶的“爸爸”。翻开他们的故事，会发现每个人的个性与际遇如此迥异，几乎可以拍一部电影。同是TCP/IP协议的发明者，文登·瑟夫如今是Google公司的副总裁，他的合作者罗伯特·卡恩则功成身退，久无音讯，而早年与他们共同参与开发Arpanet（互联网前身）的科学家们更是风流云散;同是万维网的先驱，蒂姆·伯纳·李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爵位，又被《时代》杂志评选为“20世纪最重要的人”，他的合作者罗伯特·蔡里奥却湮没无闻，再也没人提起。同是“超文本”概念的创造者，人们唯一记住恩格尔·巴特的是他发明了鼠标，而泰德·纳尔逊则终身郁郁不得志，开一辆老爷车在各个大学之间辗转做访问学者，至今连个教授头衔都没有。这个落拓天才据说非常英俊，父亲是好莱坞导演，母亲是得过奥斯卡奖的女演员，偏偏为人孤介寡合，言辞刻薄。伯纳·李的万维网构想直接受他的启发，但他并不喜欢蒂姆，觉得他简直糟蹋了他的美妙想法。他对万维网和现在的版权制度有猛烈抨击，还留下一句广为人知的“格言”:大部分人是愚蠢的，大部分权威是恶意的，上帝是不存在的，一切都是错的。

从马克·安德森开始，互联网成就了无数超级富翁的传奇，但它的“爸爸”们却没有一个因此发财的。唯一的例外是蒂姆·伯纳斯·李，当年他无私放弃了万维网的专利，将这项技术向全世界开放，10年后，他得到了芬兰总统授予的“千年技术奖”和100万欧元。

在诸多互联网之父中，文登·瑟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。他有科学家的天分，又兼具商人的眼光和胆气。很多技术元老至今仍在怀恋互联网的“纯真年代”，但文登·瑟夫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“互联网商业化”的坚定支持者了。在TCP/IP协议推出15年里，美国政府支持的主干网上根本不允许任何商业性的流量，是他第一个得到许可，在互联网上接入第一个商业性的电子邮件系统。

在任何公开场合，文登·瑟夫几乎都是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，佩领带，文质彬彬，像旧时代的绅士，虽然他走到哪里谈的都是互联网的未来。他是不可救药的技术乐观主义者。这大概也是Google聘请他做“首席互联网布道师”的原因，他坚定地相信，互联网的革命最终会导向好的结果。30多年来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建立更多的网络，像一只孜孜不倦的大蜘蛛。“现在已经有10亿人接入互联网，但地球上还有55亿多人没有网络入口，我希望他们都有。为什么Google给我一个‘布道者’的头衔？因为他们希望我鼓励更多的人接触和建立网络。”此外，他还希望越来越多的设备都接入网络，从手机、移动设备到家用电器。在他的预言里，未来的互联网必然是无所不在的，所以，他是IPV6最坚定的推动者，据保守估算，IPV6实际可分配的地址，整个地球每平方米面积上可分配1000多个地址。

文登·瑟夫是个科幻小说迷，曾经在科幻电视剧《地球:最后的冲突》中跑过龙套。其实，他一生都在创造和预测科幻式的未来，其中最科幻的尝试是与NASA合作的“星际互联网”计划，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标准协议，链接所有宇宙探测器与空间站的通讯设备。这个计划已经进行了将近10年。

伯纳斯·李也还活跃在互联网，但他对于互联网的思考方式与文登·瑟夫截然不同。他始终是一个天真而执著的科学家。他的梦想是让全世界的计算机都能用他设计的语言交流，以前是HTML语言，现在他想在这种语言中加入语义的理解，也就是下一代语义互联网。伯纳斯·李是英国人，父母都是数学家，参与过世界上最早的商业计算机的开发，他毕业于牛津大学物理系。他本来可以当亿万富翁，但每到节骨眼，总是选择了非商业的道路。有美国记者问他，为什么没有因为万维网而致富，他大发雷霆，认为侮辱了一个科学家的尊严。他成立了一个万维网协会，像老母鸡一样勤勉地维护万维网的自由和开放。■

专访“互联网之父”文登·瑟夫

3月2日，文登·瑟夫博士以“Google首席布道师”的身份来到中国，参加Google在北京举行的“互联网+世纪论坛”，记者在Google大楼采访了他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作为“互联网之父”，您怎么看待您的儿子？

文登·瑟夫:它还是个年轻人。虽然我们1973年就已经开发出TCP/IP协议，但直到1983年，它才突破学术界的限制，到1989年才真正开始商业化应用。从1989年算起的话，它才18岁而已。大众真正看到互联网是1994年Netscape的发明，这样算来，面向大众的互联网才13岁。想象一下，这是多么少的时间。大众和政府都还在试图理解这种新技术，Google、eBay、Amazon还在探索到底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可行。这个系统的一切都还有待成熟。我相信互联网上已经发明出来的应用还不到1%，99%的应用都在未来。

三联生活周刊:您曾经说过，互联网有很多个爸爸？

文登·瑟夫:是的，太多人为互联网的诞生做出了贡献，不可计数。公平地讲，在互联网的底层架构上，我和罗伯特·卡恩有了最基础的想法，写了最初的设计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，那是1974年的事了。在互联网之前，我们为Aparnet（美国国防部的网络，互联网的前身）工作，我们关于互联网的很多设计思路都来自Aparnet的经验。当时卡恩负责Aparnet最基础的架构，而我做的是计算机之间更高层的协议。在我们发表了第一篇关于TCP协议的论文后，我在斯坦福大学召集了很多研究生一起具体开发这个项目，他们分别来自印度、日本，英国，挪威、法国……所以，互联网从早期设计开始，就是国际化的合作。当时，我们的开发小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加入，不需要交会员费，也没有人决定你是否合格，你只要出现就可以了。我想，互联网在诞生之初的这种开放性对于它日后的进化影响深远。

三联生活周刊:你们这些“父亲”们经常见面吗？你们会谈论些什么？你们对互联网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？

文登·瑟夫:当然，我们经常见面。我们担心最多的是，互联网很脆弱，容易受到攻击。很多人在滥用互联网做坏事，垃圾邮件、病毒、欺诈、骚扰……据我所知，接入互联网的10亿台计算机中，大概有15%都感染了僵尸网络。笔记本更容易受感染，尤其是连接宽带的。当然，这些之所以会发生，是因为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，但互联网的强大之处也在于它的开放性。这很矛盾，但我个人来自这样一种环境——强调自由和开放的价值，所以，我们甚至能忍受很多我们并不同意的事情，为了让每个人能够自由公开地发表言论。并不是每个社会都有这样的视角。我相信，互联网是有史以来最民主的工具，它允许的群体交互在其他媒体中是不可想象的。电话是点对点的，报纸电视广播是单向的，只有互联网允许群体之间一对一的交互，这是为什么《第二人生》、《魔兽世界》这样的角色扮演游戏如此有趣。人们因为共同的兴趣发现彼此，相互交往。虽然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，但对这样的现象还只有很少的经验，最好的老师反而是更年轻的孩子。十二三四岁的孩子，以一种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来使用互联网，而不是我这样的老人。我觉得能从年轻人那里学到更多互联网的东西，因为他们喜欢尝试新东西，YouTube就是他们发明的。如果你问我互联网的未来怎么写？我会建议大家召集一屋子十几岁的孩子，问问他们在想些什么，什么是他们在网上想做但还没能做到的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在互联网30多年来开发的各种应用中，最让您惊奇的有哪些？

文登·瑟夫:首先当然是Web的出现。30多年前，我们在开发TCP/IP协议的时候，对这种技术的潜力虽然很自信，但限于学术和军事领域。我们完全没想到它会在大众层面得到这样惊人的发展。尤其是这几年，我们已经看到网上成千上万普通用户自发形成的“内容的雪崩”。另外让我惊奇的是P2P的出现，互联网原本是为“机器对机器的交流”设计的（而不是由一个中央信息源发布信息），P2P的出现完全契合了互联网最初的哲学。不过，我相信今后最令我吃惊的，会是互联网在移动环境中的应用。

三联生活周刊:当年的互联网之父们现在各自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？

文登·瑟夫:蒂姆对语义Web（Semantic Web）很兴奋。当然，我也很感兴趣。如果真能在互联网的数据中加入语义信息，我们的搜索会比现在好很多。现在Web上的文本是语义模糊的，你在网上搜索“美洲豹”，可能搜出“汽车”的信息，也可能搜出一堆猫科动物的资料。但是，要对整个Web上的文本做语义标签，这个工程量太庞大了。我最关心的，仍然是建立更多的网络。这些年，我游历了很多国家，与很多政府官员交谈，让他们明白，建立更多的互联网到底意味着什么机会，什么样的政策能帮助互联网对当地经济做出最大的贡献。■